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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库-我们为什么会对怪物故事着迷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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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本质上来说,异形是一种丑陋的、令人厌恶的、由蜘蛛和蛇等动物混合而成的东西。

我们很容易把对这种外星掠食者的恐惧理解为,这只不过是好莱坞制造出来的肤浅的恐怖效果。但实际上,这种恐惧也揭示了人类认知和文化演化中的重要事实。我们天生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,而这些情绪具有适应优势。《异形》的抱脸虫让我感到动弹不得的恐惧,这可能是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接触蛇和蜘蛛的经验遗存。此外,异形所具有混合特征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人类的历史。

混搭的怪物

似乎每种文化的民间传说和宗教中都有可怕的混搭怪物。它们出现在人类最早的文献中,也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中。埃及吉萨的狮身人面像,即半人半狮的怪物斯芬克斯(Sphinx),至少有4500年的历史。在《吉尔伽美什史诗》(公元前2100年)中,英雄吉尔伽美什(Gilgamesh)和恩奇都(Enkidu)与一个名叫胡姆巴巴(Humbaba)的混血怪物展开战斗。印度教的毗湿奴(Vishnu),在一些印度文献中的形象是凶猛的狮头人身怪物,名为那罗希摩。

湿婆之子葛内舍(Ganesha),是一个长着象头的类人生物,又被称为象头神。古希腊神话中有许多混合的奇幻生物,包括半人马、萨堤尔(半人半羊)、美人鱼、帕伽索斯(长着双翼的马)、九头蛇、狮鹫、奇美拉(上半身像狮子,中间像山羊,下半身像毒蛇)等等,不断地在好莱坞的电影中复活。在过去的两千年里,从《贝奥武夫》到托尔金,再到J。 K。 罗琳,文学作品中展现了无数的合成生物和变形形象。近年来,我们又时常见到人类和机器的结合。

我们为什么会对怪物故事着迷?
摩蹉(Matsya)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十个化身中的第一种,通常形象为上身为人,下身为鱼

那么,为什么要把生物分类打乱,再进行整合呢?心理学家丹·斯佩伯(Dan Sperber)和人类学家帕斯卡·博耶尔(Pascal Boyer)认为,人类对世间万物有一种天生的,或者说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民间分类法。我们会想办法将世界组织成各种可预测的分类,以便于理解、认知和操作。甚至当还是小孩的时候,我们似乎就有能力把人、鸟、虫子、树和鱼各自归类,它们在自己的类别中很相似,但与其他类别又很不同。小孩子经常把鲸看成“鱼”,而早期的自然史也犯了这个错误。对鲸的民间分类揭示了人们自然分类的简单性;如果一个动物能在水里游泳,看起来像一条鱼,那它就是一条鱼。不过,我们前科学时代的祖先并不需要对鲸有更细致入微的了解,他们的认知只需要满足生存所需就够了。

大多数人心中似乎都有非常宽泛的分类学概念,比如“动物”、“无生命物体”,但也有进一步的区分,比如“爬行动物”、“飞行动物”和“四条腿的动物”等。不管这些是天生的,还是后天习得的,我们的大脑在处理日常经验时都会用到这些心理类别。大脑利用这些类别来分析各种杂乱而困惑的感官信息。我们称之为“认知的预测加工理论”,强调了大脑的模式识别系统。我们的大脑创建了对世界万物的预测模型,帮助我们从周围的信息噪声中提取有用的信号。

具有黏性的模因

违反这些类别的事物会强烈地唤起人的意识。毗湿奴拥有数十条手臂,神话中的蛇会像龙一样飞行,当这些形象打破我们对事物的预期——“人只有两条手臂”、“蛇不会飞”——时,它们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,并在认知上变得富有“黏性”。它们牢牢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,很容易被回忆起来,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迅速传播。换句话说,杂合怪物是优秀的模因(meme)。理查德·道金斯(Richard Dawkins)首先提出了模因的概念,指出模因作为文化片段或认知单元,具有与基因相似的特征,能够在无需有意识的设计或目的的情况下,在人群中广泛传播,。非自然的想法或图像之所以能够保存并传播,是因为它们让我们感到惊奇,使我们更难忘记或忽视它们。

人类学家大卫·温格罗(David Wengrow)认为,杂合怪物之所以在青铜时代大量产生,是因为新的贸易路线和文化融合引发了心理焦虑。通过创造怪物,可以将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恐惧转化为具体形态,以及令人厌恶和恐惧的对象。

怪物看起来不大像有益的模因,因为它们会吓到我们,增加压力,但它们几乎一直是更宏大的警世故事文化的一部分。在道德规范的执行中,怪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如果你不遵守规则,怪物就会来抓你;如果你不行美德,魔鬼就会把你带走;如果你暴饮暴食,你下辈子就会变成“饿鬼”(根据佛教传统)。大多数怪物的功能是作为令人厌恶的威胁,被英雄和神明征服、否定,并清除出人间社会。它们为真实的社会(我们)如何抵抗真实的敌人(他们)提供了“排练”。怪物是具有黏性的模因,能将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,形成道德共同体。

这也意味着,奇幻传说有助于文化本身一些核心元素的形成,因为怪物和英雄通过文化亲缘关系营造了社会的团结。奇幻的反事实性是创造文化亲缘关系的最早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当早期人类群体发展到超越遗传亲缘关系的社会规模,文化参与了虚构的亲属群体的形成。非亲非故的人感觉就像兄弟,能有效地合作,共享资源,为彼此杀戮和死亡。虚构的亲属群体不会因抽象或理性的伦理原则聚在一起,而是在毗湿奴、耶稣、孙悟空或万物有灵论的仪式和教派的周围集结。换句话说,他们会聚集在杂合怪物和其他“黏性”模因的周围。

类别错配与普遍情感

长期以来,杂合怪物的故事一直与宗教的进化密不可分。宗教起源于像民间分类学这样的前认知(或前适应)。如果民间分类将世界划分为可预测的模式,那么偶尔的类别不匹配就会引发独特的认知唤起,产生超自然主义。会说话的人工制品,或者复活的已死生物,都属于相对简单的类别转换。我们大脑的预测模式因此混淆,而同个类别的混搭则产生了恐怖的生物。

然而,类别错配理论往往忽略了情感因素。仅仅假设认知类别的颠覆会突然产生一个超自然实体是不够的。例如,我们头脑中存在一个狗的概念,但是想象一只有三个头的狗并不会产生像刻耳柏洛斯(Cerberus,希腊神话中守卫冥界的地狱三头犬)那样的可怕影响。认知类别的内容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情感基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物体、动物和人都会引发低层次的“接近”或“回避”情绪,但“滑行者”(slitherers)或“爬行者”(crawlers)这类词在情绪方面的影响尤其强烈。

当我们概念化神或怪物或其他模因时,这些概念就被注入了恐惧、欲望或愤怒的色彩。情感联系是将世间万物分为“危险”和“有益”两大类别的最古老形式。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共享这个早期的分类系统。

情感联系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民间分类。虽然类别不匹配会激发我们的好奇心,并提高记忆持久性,但带有强烈情感关联(比如蜘蛛恐惧症)的杂合动物尤其具有“黏性”。有效的恐惧(和宗教)已经找到了能无意识地触发我们原始情感的符号和故事。正如文化理论家马蒂亚斯?克拉森(Mathias Clasen)在《为什么恐怖很诱人》(Why Horror Seduces)一书中所指出的,类似的怪物和恐怖故事能在有着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起作用。恐怖具有普遍的力量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普遍受到民间分类类别的支配。因此,在世界各地,任何人都会感受到恐怖怪物的“魅力”。但更重要的是,人类具有通用的情感系统,能将对自然掠食者的恐惧与文化意象联系起来。

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具有诸如战斗或逃跑这样的适应本能,但这些都是旧的大脑系统,主要存在于脑干中。大脑的情感回路(包括杏仁核、下丘脑和海马等边缘区域)与本能的运动系统,以及更高的认知能力交织在一起。已故的神经学家、情感和哺乳动物研究的先驱雅克·潘斯基普(Jaak Panskepp)确定了哺乳动物共有的7种主要情感系统:恐惧、关心、欲望、愤怒、恐慌、寻觅和玩耍。每一种神经回路都有其独特的通路穿过大脑,产生特定的神经递质和激素,并导致特定的哺乳动物行为。例如,恐惧有一种神经回路,它从杏仁核经过下丘脑到达脑干,再传递到脊髓。

我们为什么会对怪物故事着迷?

原始的恐惧遗存

和其他生物特征一样,恐惧也受演化的影响。达尔文多次把蛇(既有真的也有假的)带到伦敦动物园的灵长类动物馆。他发现,黑猩猩对蛇有着极度的恐惧。他开始思考黑猩猩这种对有威胁物种的有益恐惧是如何产生的。关于蛇的经验信息又是如何储存在灵长类动物的DNA中,并一直传递下来?

类别错配假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。恐惧来自认知或分类的混乱,而不是来自认知的内容。情感唤起来自于认知混乱,而不是动物或怪物本身。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混乱都会让观众产生恐惧。我们不害怕迪士尼的芭蕾舞河马或托马斯蒸汽火车头。此外,像恐惧这样的情绪似乎与某些环境威胁有关,而恐惧的到来,要比单纯的分类混乱更快、更有力。

一种情况可能是,人类对爬行动物的恐惧从来都不是通过条件学习、观察或经验“习得”的。具有随机恐惧反应和蜘蛛感知能力的原始人类,要比具有随机恐惧反应和树木感知能力的原始人类繁殖得更好。恐惧会让你逃跑,而逃离毒蜘蛛比逃离无害的树木更有适应优势。在这种观点下,所有人类都继承了一个突触编码,不依赖于“学习”(观察有毒蜘蛛的危害),而是机械地用恐惧来描绘对蜘蛛形状的感知。如果大脑产生了一种看到蜘蛛形状就分泌肾上腺素的预测模式,那么我们就能远离毒蜘蛛,具有足够长的寿命来复制这种模式。

心理学家唐纳德·赫布(Donald Hebb)和沃尔夫冈·施莱特(Wolfgang Schleidt)分别对动物的恐惧进行了实验,发现这并不是对特定捕食者的固有恐惧,而是一种发育过程中认知类别和情感的配对。当鸟类和哺乳动物出生时,它们有灵活的类别来存储各种关联。但这些类别在出生后会迅速固化,成为解读其他事物的默认方式。当任何奇怪的生物(与默认类别不对应的生物)出现时,动物就会变得兴奋和恐惧。通过让鸣禽在早期接触鹰的形状(鹰是自然捕食者),研究人员消除了它们对鹰的恐惧;但如果在晚期接触鹅的形状(鹅对它们没有威胁),则会让鸣禽产生恐惧反应。

根据心理学家玛丽·安斯沃思(Mary Ainsworth)的“奇怪情境”实验,人类的默认类别在6个月左右就会固化,而6个月以后的婴儿会对任何“奇怪的事情”感到害怕。如果人类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绑在母亲身上,或者被其他方式保护着(而且不接触地面),那么一旦遇到各种各样在地上爬行的动物,就会从根本上打乱孩子出生后六个月的默认分类。

这项研究涉及人类认知和情感的发展,解释了人类普遍具有的恐惧症(包括蜘蛛恐惧症、爬虫恐惧症、黑夜恐惧症、幽闭恐惧症和深水恐惧症等)相对较少的原因。一旦文化开始将这些元素融合到宗教和恐怖故事中,这些意象就会变成极具黏性的模因。

难怪《异形》里那个抱脸虫会让我感到恐惧,至今依然如此。它不仅激发了原始的大脑过程,而且还把我和我的文化遗产,以及我所属的物种联系在一起。遵循早期的宗教和文学传统,好莱坞的恐怖电影在不知不觉中,开发了同样深厚的生物文化宝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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